本网讯（邢庞瑞）银川市西夏区，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蓬勃生长。当一家主流媒体使用正规视频剪辑平台的会员素材库制作新闻视频，却被诉侵权，平台承诺的“可商用”为何失效？使用者基于会员身份的信赖，能否成为免责的理由？

　　近日，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审结的Y公司诉某电视台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，给出了一个精细到“每个月”的答案。这起案件因创新性适用合法来源抗辩规则，入选全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。而判决背后，是法官对权利链条的层层较真、对时间线的精确到天的追踪、对法律边界的寸步不让。

　　较真于“权”：权利链条上的“破案”

　　“原告说这些音乐是他们的，但最早的著作权人是一家公司，后来又转给另一家，再授权给原告……这中间转让过几次？有没有断档？”主审法官耿宇华翻开卷宗，发现原告公司主张的9首音乐作品，权利来源颇为曲折。

　　有的作品最初由A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他人创作，有的由B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收购，随后B公司更名为某音悦公司，再将权利转让给某教育公司，该教育公司又更名为Y音悦公司……每一次转让，都需要对应的合同、登记证书、情况说明来证明。

　　审判团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环节。他们逐一核对了8份《作品登记证书》、5份《版权归属协议》、1份《著作权转让合同》、1份《作品著作权授权许可合同》以及3份情况说明。“这就像破案，证据链必须闭环。”法官助理祁帆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时间轴说，“2019年创作，2021年转让，2024年更名……每一个节点都要对上。”

　　最终，法院确认了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。但在庭审中，被告某电视台提出一个重要抗辩：作为平台的SVIP会员，使用的音乐来自某视频剪辑软件素材库，平台声称“可商用”，自己基于合理信赖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这个抗辩，让法官开始了一场新的“较真”。

　　较真于“时”：会员有效期内的“切割”

　　被告在新媒体账号上发布了18条短视频，使用了涉案的9首音乐作为背景音乐。但问题在于：被告并非一直持有某视频剪辑软件会员。

　　法院依职权向某视频剪辑软件平台运营主体公司发函调查，查明：某电视台自2022年7月18日起开始持续订阅某视频剪辑软件SVIP会员套餐，年费分别为188元、168元、168元。而被告发布的18条视频中，有12条发布时间在2022年7月18日之前——那时，被告还不是会员。

　　“会员前和会员后，性质完全不同。”耿宇华用红笔在卷宗上画了一条线，“之前的12条，被告没有支付任何对价，也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。之后的6条，是在会员有效期内制作的，且某视频剪辑软件SVIP会员权益明确包含‘商用特权（版权无忧）’。”

　　为了验证该软件平台的实际使用场景，耿宇华做了一个“笨”决定：自己登录SVIP会员账号，完整走一遍视频剪辑流程，并全程录屏。录屏画面显示：SVIP会员在剪辑时可以选择“可商用”音频分类；视频导出时，软件会醒目提醒“发布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吧！”并一键跳转到某短视频创作发布平台。

　　“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平台在引导用户相信：你用SVIP会员做的视频，里面的音乐是可以放心发布的。”耿宇华指着录屏画面说，“一个普通用户，看到‘商用特权’四个字，会怀疑这些音乐有问题吗？”

　　较真于“度”：合法来源抗辩的“边界”

　　法槌落下之前，耿宇华进行了大量文书、论文的检索和阅读，并和多个知产审判的法官进行讨论。核心争议是：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，到底能不能适用合法来源抗辩？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，字面上针对的是“发行者”“出租者”。但耿宇华认为，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属于作品流通的中间环节，与发行、出租在性质上类似——都是对作品的传播，而非创作。如果对流通环节的使用者设定过高的注意义务，既不利于作品传播，也会破坏交易稳定性。

　　她翻出了一份2009年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》，其中明确：网吧经营者能证明影视作品是从有经营资质的提供者合法取得的，不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。“举重以明轻，网吧还是营利性的，本案被告某电视台是新闻单位，非营利使用，当然可以参照。”

　　最终，法院作出分段认定：对被告在成为某视频剪辑软件会员前发布的12条视频，因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判令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（参照原告授权政企公务机关单位年费8000元的标准酌情确定）；对被告在会员有效期内发布的6条视频，认定合法来源抗辩成立，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，但需补偿原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1000元。

　　两项合计，判决被告赔偿原告4000元。

　　宣判那天，被告代理人拿到判决书，看到“会员前赔偿、会员期内不赔”的精细划分，感慨地说：“法官把我们三年的会员记录都调出来了，每个月算得清清楚楚。这种较真，我们服。”

　　较真于“源”：判决之外的延伸

　　案件审结后，耿宇华没有急着归档。她发现，这起纠纷的根源在于平台作为素材提供方，其“可商用”承诺与上游版权方的授权存在脱节。“如果不解决源头问题，以后还会有无数个类似的被告。”

　　于是，她做了一件“分外之事”：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，建议侵权治理要从源头抓起来，不能出现一案处理一案。“法院不能只判案子，还要推动规则完善。”耿宇华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西夏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团队将本案作为典型案例，编入《涉企纠纷典型案例集》，并向辖区媒体和企业发放。“记住三点：第一，使用正规平台素材要保留会员凭证；第二，注意区分会员有效时间；第三，平台说‘可商用’不代表绝对安全，但司法会保护你的合理信赖。”在一次普法讲座上，法官这样对台下的新媒体从业者说。

　　窗外，天色渐晚。耿宇华的办公桌上又摞起了新的案卷——这次是一起涉及侵犯署名权的版权纠纷。她坐下来，翻开第一本，拿起笔，又开始了她最熟悉的那件事：较真。

　　“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抠。”笔尖落在纸上，沙沙作响。